文 | 阿朵
“我還是當個普通丫頭吧，我從沒想過要嫁給二少爺！”
“我自己的終身大事我不能想？別說通房丫頭、姨太太，就是正房我也不樂意！”
《那年花開月正圓》里，以十五兩銀子被賣到沈家的小丫頭周瑩滿不在乎又義正辭嚴地一口拒絕了主人家的“恩寵”，這不識好歹的冒犯如同一種蔑視，楞是把沈家太太氣得胃痛。
“我來！不就是替一下嗎，誰嫁都一樣！”而在胡家悔婚、結婚沖喜時辰眼看已到，吳家老爺太太為昏迷中的兒子萬念俱灰悲愴絕望之時，這個丫頭卻一頭鉆進轎子，大聲喊了句“起轎！”，壓根沒來得及思索、甚至沒征得對方和任何人同意，瞬間就把自己嫁了出去。
這就是周瑩，她的人生經歷很有點傳奇。她本是一介江湖女子，跟著養父賣藝為生。她精靈古怪，養父沒錢了就把她賣掉，她再設法逃出。被賣到涇陽第二富戶沈家時，桀驁不馴的紈绔二少爺為她野性的生命力折服，想納她為妾，卻遭拒絕。
從沈家逃跑時她躲進了涇陽首富吳家東院少爺吳聘的轎中，吳聘很善待她，為了救他她做出這一番成親義舉，因此戲劇化地成為了這最富庶人家公子吳聘的妻。
然而好景不長，吳家東院遭人陷害家破人亡，她接過老爺留下的吳家大當家的大印，想重振家業卻反遭陷害，被吳家兄弟們沉塘。獲救后的周瑩不顧勸阻，要回到一無所有卻危機四伏的吳家東院。
“如果被人欺侮不能還手，被人冤枉不能洗清，那我活著還有什么用？”
“你死都不怕？”“
我怕！但我更怕窩窩囊囊地活著！”
這就是周瑩，她對待婚姻和人生的態度，她的自立自強和不服輸的性格決定了她的命運。這也是導演丁黑和演員孫儷打開《那年花好月正圓》的按鈕，《那年花好月正圓》是以陜西省涇陽縣吳氏家族的史實為背景，根據清末出身寒微的貧家女子周瑩成為陜西女首富過程中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改編的電視劇。
看著電視劇中的周瑩，常常不由自主想起上海錦江飯店的創始人董竹君。
董竹君生于1900年卒于1997年，98歲時寫下了《我的一世紀》。
董竹君的一生亦是個傳奇，十幾歲時被窮困的父母賣到青樓，三年后即將“成人”前逃出（成人后就要被迫賣身），嫁給了在青樓時認識的國民黨督軍，跟他赴日留學。因看不慣國民黨的腐敗墮落，夫妻不和終致離婚，她帶著幾個孩子和年邁的父母，開始了清貧又獨立的創業生活。
董竹君的一生也是展現了杰出的經商能力，她為政治熱情驅使，借錦江飯店為黨和國家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初期又心甘情愿將這份當時已馳名中外的巨大產業交給了國家。只是，此后錦江飯店書寫歷史，卻抹去了它的前身和她的名字。
她一生做過若干幾乎算“開天辟地”的大事，政治上國共兩黨的高官她都交往頗深，社會上商界、文學界、藝術界杰出者她都關系密切，連上海灘流氓老大杜月笙都買她的賬。她也極賦才華，商界馳騁時就常寫格律詩，九十八歲第一次寫書，思路異常清晰，語言流暢，文采斐然。她用《我的一世紀》，留下了一段光輝燦爛的歷史。
讀董竹君的書時，常常感慨她的人生該成一部精彩的電視劇，而在關于周瑩人生經歷的電視劇里，又感慨她的人生也是一本了不起的書。她們都生在一個不平等的年代，出身寒門，地位卑微，卻憑自己的努力天翻地覆地改變了人生的軌跡，她們都是上帝的大手筆。
女性的不平等首先是體現在家庭中的，在家從父，嫁人從夫，夫死從子，是若干年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待遇，對于婚姻她們自己做不了主，在家庭中也沒有追求平等的權力地位和愛情。
縱觀中外，女性追求權益的道路漫長而艱辛，1879年，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在他的《玩偶之家》里，以娜拉摔門離家出走閉幕，借一個女子不甘心當男人玩偶的覺醒，表達對女性追求平等和自我的鼓勵。
然而魯迅先生對娜拉出走的前景卻不很樂觀，他說：若經濟不能獨立，娜拉的結局不是墮落，就是回家。與娜拉相近經歷的女主角在文學作品中并不少見，如凱特·蕭邦《覺醒》里的艾德妮，如魯迅《消逝》中的子君，最終都是帶著對愛情的失望消亡，結局令人唏噓。
《玩偶之家》里娜拉的原型，是一個叫勞拉的女子，她是易卜生的朋友，也是個寫作者，為了救丈夫的命，她借了錢，對丈夫謊稱是稿費，債務到期，她一時著急，在票據上簽了假名。在那個年代，挪威的女性是無權在票據上簽名的，她們是男人的物品，沒有獨立的經濟權力。這事傳出，輿論嘩然，她被丈夫趕出了家門。勞拉思念兒女渴望回家遭到拒絕，一度瘋狂，進了瘋人院。
易卜生帶著對勞拉的同情，帶著他對女性的希望，塑造了娜拉果斷摔門出走這一形象。
而到1992年，美國賓州法案的一些條款居然在婦女墮胎問題上，仍要求女性告知丈夫后才可實施。這一點令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康納驚駭不已，在她看來，該條款把夫權主義與男性至上主義都發揮到了極致。
老實說，前段時間發生在身邊的榆林產婦墜樓事件，令我們感受到了同樣的震撼。產婦要求剖腹產遭到拒絕，疼到受不了了跳樓自殺。
看著視頻忍不住要問，是誰拒絕了她，她的夫家，還是醫院，還是他們所有？ ——它背后的夫權、男性至上的觀念，同樣令人驚駭。因為這事竟發生在今天，一個法治國家， 一個法律保護下人人平等的時代。
作為一位女性大法官，奧康納向來對女性歧視問題十分敏感，在關于墮胎法案的不少案件中，她都投下了維護婦女權益的至關重要的一票。
婦女權益的平等，其實更多體現在社會中，保括受教育的權力，工作的權力等。在那個女子被禁拋頭露面更別提做生意的特殊年代，周瑩董竹君等都能在商界颯颯而行，至今想來都令人鼓舞。
而對于美國人來說，1930年出生于得克薩斯州、在亞利桑那州一個偏遠的牧場上長大的奧康納，她的存在本身也是對女性的激勵。當初她以優異的成績從斯坦福法學院畢業，卻沒有一個律師事務所肯錄用她，她沒有因此氣餒，而是憑借自己的努力和實力，最終成為聯邦最高法院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有位從事律師工作的朋友說，女性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歷史、社會原因造成的，更多的是由女性的心理因素決定的。誠然，你心里承認自己是弱者，你就不可能真正強大。
在周瑩和董竹君的年代，女人連基本的平等都談不上，何況她們還都是被賣為“奴”的丫頭，沒有地位，也沒有文化。但她們并不甘心被束縛，她們憑借自身的努力和不屈，用智慧輝煌改寫了女人的歷史，將小女子闡釋成大丈夫。她們的人生證明，成就無關出身，甚至與年輕時所受教育無關，你追求成功，你就在成功的路上。
法律讀庫的庫頭趙志剛在他《新的人生》一書扉頁上寫下了這樣幾句話：你的能量你無法想象，脫胎換骨并非沒有可能，生出信心，你會看到自己想要的改變，——《那時花開月正圓》，掀開的也正是這樣一幕，在新時代每個女人書寫人生的征途上，它依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醒目腳注：
女人，你的名字不是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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